
几年前,在美国电影协会( A FI)评选的“美国片十大英雄”中,1962年的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名列榜首。可以想象,在这个集合了慈父、好公民和反种族歧视斗士等多种身份的角色身上,普通的美国人可以发现他们心目中若干最一般也最崇高的理想和人生守则:勇敢、乐观、正直、坦诚……但是,在这些人类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背后,美国精神中另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执着到近乎顽固的独立。
大概是移民国家的特色———在政权和宗教之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自足与自尊,始终被美国人视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表现在电影里,便是以《正午》中的退休警长和《巴顿将军》里的铁血统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孤胆英雄”。在这些影片中,他们往往同时承担着来自敌人、上司和同僚的压力,最后凭个人的智慧与血勇,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路来。在《关山飞渡》、《杀无赦》等西部片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尤其是后者的结尾,男主角以自己的一身杀气,震住了整整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从容而去,实在是酷炫到了极点。
不过现实中毕竟不是每天都有子弹横飞,对独立的追求,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则是对个人奋斗和经济成功的肯定,这便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企业家精神”。美国影片中的富人阔佬,固然有卓别林《城市之光》中那样的宵小之徒,但也有不少像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和《富贵浮云》中那样善良、开明、满怀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人物。这在对金钱和市场持怀疑主义的欧洲人看来,往往难以理解。例如,乔治·萨杜尔就曾经在他的《世界电影史》中评论如下:
“它们证明亿万富豪都是一些天真、可爱的疯子,他们放荡的生活并不妨碍他们从事善行或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卡普拉的喜剧对好莱坞的老板洛克菲勒家族或摩根家族所表示的尊敬,和过去宫廷弄臣对君主的尊敬,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近乎斥骂的句子,其实从反面证明了弗兰克·卡普拉对观众口味的把握之准。他的影片,可以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精神”的最好诠释。在《
这种牧歌式的自信,以越战为起点,开始动摇。至高无上的“山巅之国”信仰,到了《野战排》和《全金属外壳》的年代,已经被打回尘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是空前的。《深喉》一扫“汉斯法典”实施以来统治电影界的清教徒戒律,把赤裸裸的性场面搬上了银幕。一时间,看《深喉》几乎成了一种风尚。大学生们在周末呼朋唤友,成群结队地跑到电影院去看这部影片。这与其说是对性场景的渴望,不如说是享受那种冲破规则、反抗社会的快感。同样,《油脂》和《毛发》撕去了传统音乐剧电影“典雅”的面纱,用大量俚语、粗口和嬉皮装扮直面真实的人生。《洛基》则通过低级拳手挑战拳王失败的故事,质疑了“个人奋斗”的传统信条。只不过在这套系列影片的续集中,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又回到了传统的怀抱。至于《美国往事》,则是为好莱坞影片中一贯讴歌的“兄弟义气”埋下的第一块墓碑。直到许多年后,马丁·斯科西斯的《好家伙》终于在棺材上投下了最后一锹土。
与解构相伴的是新生。以《教父》、《大白鲨》和《星球大战》这3部影片为标志,“电影小子”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接管了史诗片的泡沫迸裂后留下的满目疮痍,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影中的价值观,也更加关注平民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如表现家庭、亲情与事业矛盾的《克莱默夫妇》、讲述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午夜牛郎》等。与此同时,《星球大战》系列为美国社会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为乔治·卢卡斯培养了一批狂热拥趸。从“天行者”卢克身上,美国人看到了祖辈曾有过的那种生活与追求:一个青年,孤身一人离开家,到遥远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事业与梦想……
经过十几年的淘洗,1994年罗伯特·泽米基斯的《阿甘正传》为世纪末的“美国精神”写下了一部《新约》。卡普拉式的理想主义虽然已经黯淡,但在闹剧般的历史事件中,依靠纯真、执着与善良,人们依旧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美国人似乎很满足于这个答案,因为从那以后,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开始朝大投资、高科技、纯视觉刺激的方向发展,美国精神通过简单的、符号化的方式加以表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拯救大兵瑞恩》和《蜘蛛侠》中高高飘扬的星条旗。而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则体现了美利坚立国的根本,即以“自我救赎”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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